“徐光启的人格魅力和道德风范”

刘 建 

  徐光启是明代的大科学家,他在数学、农业科学和天文历算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的关于富国强兵的军事思想和对后金作战的战略战术,虽然未能得到很好的实践,仍然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份有价值的思想遗产。
徐光启是受洗入教的天主教徒,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关于他的精神世界,他的信仰生活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本文试图从这一视角,剖析徐光启的人格魅力和道德风范。



  徐光启最大的贡献是在科技领域。徐光启更多的科学研究,如数学、农业科学的实验和研究是在从政之余的私人领域,即在返乡守制和告假养病期间进行的,动用的是个人微薄的俸禄,在自费购置的薄地上进行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的翻译出版,《农政全书》的编篡也都是在从政之余研究完成的。古人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徐光启的思想境界则远远超乎其上。在他后半身的三十年间,五次离开官场,三年守制和四次病休共计十有四年。但他并没借此优游林下,独善其身,而是依旧心忧天下,关心社会,在科学领域辛勤耕耘,为百姓造福作出了如此巨大的多项贡献,实在令人叹服。



  徐光启幼习儒业,受到儒家思想深厚的熏陶。
  徐光启的人格魅力和道德风范在青年时期以经形成。



  崇祯帝临朝,试图励精图治时,明朝制度的腐朽早已病入膏肓,已经无力回天了。在这样一个政治危局中,士大夫阶层中普遍出现精神危机和道德危机。关于如何来完善自己的人格,砥砺自己的操守,徐光启认为“古来帝王之赏罚,圣贤之是非,皆范人于善,禁人于恶,至详极备。然赏罚是非,能及人之外行,不能及人之中情”(《辩学章疏》)。徐光启在1603年受洗入教,他从宗教道德中汲取精神力量提出“事天修身”来补儒学只讲修身之不足。后来又进一步认为这种“知天事天,穷理尽性之学”(《简平仪说序》),即“天学”可以“左右儒术”,在儒家思想中注入新的活力。



  天主教人士在评价徐光启时,往往从教会发展的角度,把他与李之藻、杨廷筠并列为中国天主教的“三大柱石”。其实他们同时又都是“国家栋梁”。在第二代人士中有上海的陈于阶,嘉定的孙元化,杭州的张涛,常熟的瞿式谷,瞿式耜,新安的金声,绛州的韩霖、韩云,泾阳的王徵,北京历局的李天经等等。这二代人共同的特点是在道德规范上严守天主教的教律和恪尽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职责。他们为中国天主教会的建设,中西文化的交流和挽救明朝的危亡都作出了大小不等的贡献,有的还在战场上献出自己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