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大门后在一院落的二门上有这样一幅儒学味十足的对联：自女娲嬗化以来西竺钟灵求生天生地生人之本，由阿罗开宗而后中华衍教得学儒学释学道之全。清真寺的大殿分前、后殿，前殿名为至清殿，后者名为至教堂。

拿中国文化来说，儒学就象中国文化之树上的一朵花，而对“天帝”的信仰就是中国文化之树的古老的根（参阅何光沪：“中国文化的根和花——也谈儒学的‘返本开新’”，《何光沪自选集》，1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魏鹏读了好几遍，仍然舍不得放下，此时夫人派仆役前来叫魏鹏，原来邢国夫人请了一位儒学大师何先生，让魏鹏拜其为师。

但历法的不断完善，是有赖于自然科学整体水平的提高，而这恰恰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不能做到的。明代所实行的“大统历”是在元代“授时历”的基础上制定的，到了成化年间“交食往往不验，议该历者纷纷”。

因此利玛窦向其上司范礼安请求换上儒服，穿上儒服后的利玛窦尽力多与有影响力的士大夫结交，且钻研儒家经典，向人们表明他既是神学家也是儒者，以此增加士大夫对他宣讲教义的认同感[孙尚杨，《基督教与明末儒学》（北京

而在基督教中发现的新的光明和精神力量，则可以用来解决儒学未能解决的难题。我们的先哲谦卑地止步于这些问题。

康熙的勇武与奋进，受到了满洲文化的影响；高远与大度，得益于蒙古文化的熏陶；仁爱与韬略，来自汉族儒学的营养；后来，他的开放与求新，则是受了耶稣会士西方文化的熏染。

在此期间，利玛窦逐渐掌握了汉语，并将儒学的《四书》翻译成拉丁文，这份手稿现在保存在罗马耶稣会的档案中。此外，利玛窦还总结出首套将汉字译成拉丁文的标准。这两项成就足以让他成为名符其实的西方汉学之父。

现在，不光是研究基督教的学者，还有一些研究佛教、道教或儒学的学者，也认为基督教对中国大有好处;在研究宗教的学者之外，在各阶层民众之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基督教对中国社会大有好处。

其中关于基督教与儒学相会通的六个焦点，对汉语基督教神学的挑战是极为尖锐的。不久，台湾《宇宙光》杂志便约请周联华撰写《新儒家与基督教的对话》，作为对蔡仁厚文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