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到,一九五○年代中央政府因无力也无暇关注教区划分问题而采取了维持现状,稳定局面的措施,承认和接受老教区。
崇祯二年,礼部侍郎徐光启主持历局时,在给皇帝的奏请制造天文仪器的清单中,就有候时钟三[18],表明他已经关注到了机械钟表的作用。
[18]伯尔曼(HaroldJ.Berman)著,《信仰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复合》,姚剑波译,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11,第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