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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历史上包头教会的几次瘟疫及应对


2020-02-24 17:31:05 作者:王崇喜 来源:信德网

今年春节,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突发,并且很快蔓延肆逆。我们包头教会立即响应国家号召,停止一切公开敬礼和集体活动。神长教友宅家读经祈祷,求主恩赐信心和力量;同时,积极奉献爱心捐款,同心协力,与社会同步,争取早日打赢这场瘟疫阻击战。

    过去的近百年中,包头地区也曾经发生过疫情,我们是怎么应对的呢?

    一 :1917年12月,全绥远鼠疫流行。二十四顷地村有一位闫先生,在将军尧子执教,他在那里沾染疫疾而不自知。回来三天,疾发而死,传染他人,死亡13人。本堂贾鸣远司铎立即严加防范,除将死者之屋宇衣服尽行焚毁外,并禁止全村居民出入往来。神父率领全村教友公行祈祷及许愿若疫情不再流行,将修建耶稣圣心、圣母圣心小楼各一座。果然至此,村民再无染疫而死亡者。第二年春,全村教友集资修建二圣心楼各一座于村之东西,并将全村奉献于耶稣圣心;并在7月派代表前往山西八台圣母堂,献旗一对,以表谢忱。

     二:1917年冬天,小巴拉盖村鼠疫流行,死亡十几人。本堂顾维德司铎与会长等同心协力,虔心祈祷;严防村民出入,又许愿于耶稣圣心,力求庇护。以后瘟疫过后,,教友咸请再生。

次年春,教友集资捐款,修筑耶稣圣心楼一座,高四丈五尺,立于经堂之旁。竣工后,行奉献于耶稣圣心大礼。

    三:1917年,将军尧子村死于鼠疫死170人。然本村教友甚多,步世明司铎为给教友送终傅圣事,亦因疫而死;后南怀义司铎继续来行圣事;也因感染而死;此后主教派任三尧子甘英宗司铎继之而来。并加强隔离措施、封村封路。疫情解除。其中,数位司铎,前仆后继、视死如归,无异于殉教者也。


几点启示:

    一:大灾大难面前,神长教友祈祷恳求耶稣圣心、圣母圣心怜悯救助是何等重要;

    二:一定要配合政府管控措施,隔离,封村、封路非常重要,这也体现我们基督徒的社会意识和信仰素质。

    三:面对疫情凶猛,明知有感染死亡危险,司铎却大义凛然、前仆后继,真是耶稣基督的代表也。

    四:回顾过去,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利再战。(网友小仆)

   五;当时,全绥远鼠疫流行概况


民国时期的三次鼠疫,给包萨地区带来多大损失?

    鼠疫,又名黑死病,包头人俗称“椽头子病”,是鼠疫杆菌借鼠蚤传播的烈性传染病,临床表现为高热、淋巴结肿痛、出血、肺部炎症等。鼠疫在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大流行,死者数以千万计,是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传染病。民国时期,包萨地区先后爆发三次鼠疫。

    1917年8月,鼠疫首先发生于乌拉特前旗扒子补隆(现兴安镇),死亡约70人,9月下旬,由伊克昭盟运送皮毛的马车队传入包头,10月上旬传入萨拉齐,到11月份,扩散至27个旗县,788个村。后经到萨拉齐做买卖的商人传入山西大同县,随后沿铁路线蔓延到山东、安徽、南京等地,构成全国范围的疫情传播。包萨疫情发生后,英国报纸立刻呼吁民国政府遮断交通,禁止包萨等地与张家口之间的交通往来。地方政府也在归(绥)萨五(原)包等地派兵堵截,规定“以两星期为度,在未经开放以前无论军民商贸一律禁止往来,已经到境者必须扣留六日以上始予验放”。为防止疫情传播,包萨乡村的出进路口都有专人把守,“见有入村者,则举木椽挥之,俾不敢进,强进,以椽撞之,故当地人遂号鼠疫为椽头子病云。”据当时的史料记载,鼠疫在包头“一并迅速蔓延,大街小巷常有行人在路上倒下,吐血后立即死亡。城周围前后营子、古城湾、薛家营子、东河村等很多村庄,疫情也很严重,死亡人数很多。有的甚至全家全院人死亡,景象十分凄惨。”萨拉齐地区“有的全村或全家人死绝,当时的群众有这样的经验:早晨起来看谁家的烟筒不冒烟,说明谁家的人就死绝了”。民国政府于12月下旬收到疫情报告,迫于国内和国际的压力,开始实施防治,但因为无药可用,只采取了一些隔离消毒等简单措施。此次鼠疫到1918年3月停息,共造成14600人死亡。

    第二次鼠疫发生于1928年伊克昭盟的达拉特旗。1928年归绥西部遭受特大灾荒,水、旱、霜灾接二连三,导致民众无物可食,“各县乡间无分贫富,日难一食,各村妇女呼儿结伴,千百成群,遍布原野山谷间,剥树皮,剜草根,以延一线之命。”很多人以挖食鼠粮和捕食老鼠维持生命,此次鼠疫据此引起。据《萨拉齐县志》载:“民国十七年(1928)旧历2月1日夜,萨拉齐城外有鼠斗之异。二日晨门启,城墙四周,鼠尸无数,层叠成排,首皆内向。西南,正南两面尤多,一夜以后,不复再见。鼠身皆有咬伤,皮破血流,经警察检埋,运数车始尽。”4月到7月,达拉特旗、固阳等地发现腺鼠疫患者,8月以后转为肺鼠疫。当时正值军阀混战,匪患成灾,无人顾及此事,任其传播。11月,疫情传入萨拉齐,不久传入包头和托县。其惨状资料这样记载:“萨拉齐县东园沙尔沁村住民张某家中,先死少妇一人,家人被染而死者,至十九人。同村探病及侍疾者,又死七人。阴阳先生至该家参与殓事者,亦死三人,村中辗转传染而死者又二十余人,仅半月间事耳。”死亡的迅速蔓延给人们造成极大的恐慌,有资料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风凄雨愁,无天无日,日昼相逢,人鬼莫辨,则回视自身,亦莫知是生是死也。”由于民国政府防疫水平低下,地方政府作为不力,就是防疫人员到疫区都需要官兵护送,加之民众对防疫人员有抵触情绪,造成此次鼠疫死亡4000余人,直到1929年3月才结束。

    最后一次鼠疫发生于1942年。1941年前后,日本侵略者的细菌部队在包头、萨拉齐等地收捕鼠类,限民间按户缴纳家鼠一只或野鼠三只,用以繁殖疫菌,后期甚至用钱购买。1941年底,日寇在河西、磴口等地派细菌部队40多人散播疫菌。1942年1至3月,临河、包头等绥西地区鼠疫蔓延。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傅作义果断派遣军队,断绝交通,封锁隔离,切断了传播途径。但还是在短短的三个月,发展到17个疫区和600多个疫点,据不完全统计死亡537人。

民国时期包萨地区的三次鼠疫,给地方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损害,虽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造成鼠疫流行的结果却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爱国卫生运动和全民健康为主要内容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建立,才杜绝了鼠疫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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